論「忠誠」：NBA的「忠誠時代」是怎樣維持的？｜KH筆記
是舊人比較忠誠，還是制度使然？
1997年5月29日，John Stockton在火箭的主場投進致勝三分，在效力爵士的第十三個年頭，與Karl Malone帶領球隊首次晉身NBA總決賽。
2016年5月30日，勇士在主場淘汰雷霆，連續兩年晉身NBA總決賽，Kevin Durant最後一次披著雷霆的球衣離開球場。
經歷過近年LeBron James離開騎士、Durant離開雷霆；Dwyane Wade不獲續約、Isaiah Thomas被交易等球員的變動後，有不少的球迷甚至球評都會慨嘆「忠誠何價」，覺得這種價值已經漸漸於NBA消失，繼而懷念過去Michael Jordan、Reggie Miller和Tim Duncan等 “One Club Man”的年代。
若說現今的NBA的「忠誠價值」漸漸衰落的年代，那麼是甚麼的原因造成這樣的轉變？以往的「忠誠」是否單純NBA球隊和球員所高舉、擁抱的價值，還是又其他的因素維持？對我來說，自由球員制度和集體談判協議的發展可以為大家找到一個答案。
回顧過去：自由球員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自由球員制度在NBA史上的發展。如果要很簡單地說，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非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稱不上歷史悠久。
實際上，在1976年之前，NBA的球員合約規定球員只能為擁有他們合約的球隊效力，轉隊只有交易這個途徑，而球員亦不能控制他們的前途，情況至1976年才有改變。當年NBA簽下了Robertson Agreement，建立了自由市場的雛型：賠償制度。當球員的合約屆滿之後，他們擁有選擇球隊的權利；不過在轉隊的時候，聯盟總裁將決定新球隊需要為原屬球隊所作的賠償，例如是現金、球員或選秀權，情況就類似現時的先前後換。
到了1980年，賠償制度被優先權 (Right of first refusal) 取代，制度與目前的受限自由球員相似：當球員與新球隊簽下合約之後，原屬球隊將會有15日選擇是否匹配報價。假若原屬球隊匹配報價，球員就會留隊；只有原屬球隊放棄匹配報價，球員才會加盟新球隊。
至於現時NBA的非受限自由球員制度，則是1988年的集體談判協議的產物：只要球員在NBA打球滿七年，在他的第二份NBA合約屆滿後，就可以自由選擇簽約的球隊。而當年效力超音速的Tom Chambers選擇簽約太陽，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簽約的第一人。
那麼，以往球星們的「忠誠」是怎樣煉成的？
由此可見，其實自由球員制度並不是一件歷史悠久的事物，更不是NBA創立以來就存在；而早年NBA的”One Club Man”，從Bill Russell、Jerry West到Magic Johnson和Larry Bird，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球隊主導球員前途，球員選擇有限的結果。他們要離開球隊，只有交易這個途徑。在那個時代，與其說球員對球隊「忠誠」，倒不如說「忠誠」是他們缺乏選擇的結果。
即使到了非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建立後的1990年代，按照集體談判協議，球隊仍然可以與球員簽下一紙長期的合約。例如Michael Jordan在公牛的第二份合約是一紙為期八年，價值2400萬美元的合約；Karl Malone在爵士亦曾經與球隊續約十年。在這樣的合約制度下，球隊的核心球員其實已經將自己大部分的職業生涯，尤其是最頂峰的階段，奉獻於選秀加入的球隊。
而且當時的新秀大部分都是大學的三年生或四年生，即在21或22歲的年紀加入NBA。就以1984年的首輪選秀為例，Hakeem Olajuwon、Jordan、Charles Barkley三位都是在大學三年級投身選秀；John Stockton則是大學四年級生。當他們完成第二份合約的時候，其實都已經在聯盟打球超過十年，投身自由市場的時間已經超過30歲。例如Jordan在1996年首次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的時候，已經年屆33歲。即使他們在職業生涯的黃昏時期離隊，追逐冠軍指環，在大部分球迷的眼中亦可以接受。
另一方面，有長期合約的保證，球隊可以在他們認定的核心球員上長線投資，塑造配合他們的陣容；除非球員要求交易 (例如76人的Barkley)，或球隊出現內部問題，需要交易部分主力球員 (例如1990年代的小牛3J組合)，球隊與他們的核心球員其實可以自選秀開始，就保持長期而且穩定的合作，在核心球員的黃金時期嘗試晉身季後賽，爭奪NBA的冠軍。
但是，舊人就真的比較「忠誠」嗎？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舊人的「忠誠」與當時的自由市場和合約制度息息相關。然而，如果給予他們選擇的話，他們是否必然會從一而終？1995年的集體談判協議或許能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1995年的集體談判協議被譽為是勞方的大獲全勝，當中最重要的修訂，在於自由球員的資格：只要球員合約屆滿，不論是第幾份合約，就可以投身自由市場，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這個自由市場的光景一直延續至三年後簽訂新的集體談判協議，為自1998年開始投身NBA的球員設立受限自由球員的制度才結束。不過在這個時段，就有幾個矚目的球星成為自由球員之後，選擇離開原屬的球隊：
1996年，效力魔術的中鋒Shaquille O’Neal完成了新秀合約，按照1995年的集體談判協議，他成為了非受限自由球員。當時的NBA還沒有頂薪和奢侈稅 (兩者都是1998年集體談判協議的產物)，擁有O’Neal鳥權的魔術，是可以開出超越薪酬空間的合約與他續約。然而，魔術最初只為他開出了四年5400萬美元的合約，比同年Juwan Howard、Alonzo Mourning等內線得到的七年1.05億美元合約為低。
即使後來魔術願意開出七年1.09億美元，加上第四年後擁有球員選項的合約，也未能滿足O’Neal的要求，尤其是他希望在合約的第三年後擁有跳出合約的權利。最終湖人與O’Neal簽下了七年1.2億美元的合約，並給予他在第三年後擁有球員選項。O’Neal和Penny Hardaway在奧蘭多的組合就此作結；湖人亦為後來的皇朝得到了基石。
到了2000年，魔術在自由市場由失去球星變成招募球星的球隊：在1999年透過先簽後換送出Hardaway之後，他們在隨後一年大展拳腳：活塞的Grant Hill在合約屆滿之後，選擇以先簽後換的形式加入魔術，而新秀合約結束的後起之秀Tracy McGrady亦選擇跟魔術簽下六年6750萬美元的合約。
除了Hill和McGrady之外，魔術還有一個目標：1999年總決賽MVP，年僅24歲的馬刺明星內線Tim Duncan。在Duncan的新秀合約結束後，他同樣在2000年以非受限自由球員的身分投身自由市場，而魔術則成為追逐他的球隊之一。當時魔術和Duncan幾乎已經就加盟達成協議，不過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留在馬刺。
然而，Duncan留在馬刺的原因，似乎並非「忠誠」：根據奧蘭多傳媒，以至Bruce Bowen和Hill的說法，當年讓Duncan猶豫簽約魔術的原因，是時任魔術教練Doc Rivers拒絕了Duncan在作客時帶同家人乘搭球隊的飛機。這給予David Robinson和Gregg Popovich到美屬處女群島的機會，最終說服Duncan選擇留隊。
從這段時間的例子可以看見，當球星在年輕的時候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能夠擁有選擇的權利時，「忠誠」並一定是他們考慮的因素。當球隊未能開出令他們滿意的條件時，他們就會考慮來自其他球隊的報價；2000年的魔術幾乎就成為現代NBA的第一支「超級球隊」，甚至連現在球迷視為馬刺圖騰的Duncan也幾乎遠赴奧蘭多。所謂「上一代球星比較忠誠」，在這段時間的自由市場考驗下，看來亦站不住腳。
球隊和自由球員的關係，從來都脆弱
另一邊廂，其實在球員踏入自由市場的時候，球隊與球員的關係從來都不是十分堅固。哪怕踏入自由市場的球員是球隊曾經的核心，只要續約的談判不順利，球員與球隊分道揚鑣的機會仍然十分高。球隊未能開出滿意的合約，在盛年離開魔術的O’Neal固然是例子之一，但是在老將身上發生的故事卻是更悲涼：
2001年，在火箭效力17年，年屆38歲的中鋒Olajuwon合約屆滿，然而火箭只願意開出價值1300萬美元的三年合約。最終Olajuwon拒絕了火箭的開價，並以先簽後換的形式，在簽下三年1800萬美元的合約後，被送到速龍，換取首輪及次輪選秀權各一。而在一年之前，當時還剩餘一年合約的紐約人大前鋒Patrick Ewing亦因為球隊拒絕與他提前續約，於是在40歲之齡要求交易，最終被交易到超音速，未能在紐約人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
球員投身自由市場的時候，除了球隊的吸引力之外，合約的薪酬和年期的保障亦會是他們的考慮因素。當原屬球隊無法滿足球員合約上的需求，即使球員在以往為球隊立下多少的汗馬功勞，在球隊的歷史上擁有多崇高的地位，分離往往就是他們的命運。無情的管理層也絕不只熱火的Pat Riley和塞爾特人的Danny Ai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