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十一):高行健 |運動公社

文:吳能鳴

午夜夢回,你想起的會是甚麼?是過去的往事?抑或是未知的景色?對於亞洲球迷而言,捱更抵夜觀看歐洲球賽是作為球迷必經的階段,然而在日常節奏急促繁忙的生活中,即使球賽再精彩、刺激、緊湊,球迷們亦會有被睡魔吸引的時候;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的《給我老爺買魚竿》就是一個以這個情況寫成的短篇故事。
 
《給我老爺買魚竿》的故事以「我」為主角,老爺是主角家鄉對祖父的尊稱,「我」一日走過新開張的漁具店,想為故鄉的祖父買一支新魚杆,「我」買的新魚杆有點像延長了的左輪手槍,與祖父從前擁有的魚桿截然不同;祖父的魚桿是以竹自製,一直珍而重之,但卻被小時候的「我」不小心戳斷,令祖父傷心欲絕。帶著新買的魚杆,「我」踏上歸家的路途,在路途上「我」回憶起兒時的往事,祖父除了會釣魚外,也有一支獵槍,但在文革時被沒收。回到家中,「我」把新買的魚杆收藏在廁所的水箱,以免被頑皮的兒子發現。


 
為解鄉愁,「我」決意回老家走一趟,少小離家老大回,回憶中的故鄉已經面目全非,昔日的石橋已經變成水泥而建的新橋,從前的湖泊已經被填平,家門前的關帝廟、紅磚屋已經被新建的樓房取而代之。雖然眼前的景色已經不復從前,但「我」仍然能夠帶著回憶來到與祖父打獵的郊外。越過乾涸的河床、踏上隆起的山上,與祖父打獵的片段逐漸浮現眼前:
 
老爺就蹲下啦,那赤條條的東西就趴在老爺背上,老爺蹣跚,在沙地上,橫叉開八字腳,一步一步,背著這光屁股的孩子,而孩子還呀呀,得兒駕,蹬著小腿,騎在老爺肩上,抽打老爺,像抽打一匹老馬,你就良久,良久,望著老爺的背影漸漸遠去了,陷入在沙丘的背後,於是,就只有你和風,在沙丘這邊,二號弗里格爾,三個隊員在防他,他結實的身體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要搶他的球也不很容易,在沙丘的邊沿上,起了一道黃煙,然後,像是一隻無形的手在拂摸,把偌大的沙丘拂摸成了一匹抖開了的光滑的綢緞,這就到了沙漠,一望無際的旱海,炎熱得赤紅,赤紅色的炎熱,又死一般沉寂,就像飛機飛越過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那隆起的山脈,同一條條吃剩下的魚骨頭差不多,龐大的山體想必都已經淹沒在這熾熱的旱海裡了,可三月的塔克拉瑪干很冷,赤紅的旱海裡那幾個藍圈該都是冰湖,白邊兒的是淺灘,深處是墨綠的圓點,又像是一隻隻死魚的眼睛,大家可以看到,在下半場比賽中,聯邦德國加強了攻勢,壓得比較靠前,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足球隊攻守要穩重,也要看他們怎麼反擊,利用對方後衛的空檔,好球,十一號巴爾巴諾帶球,射門!
 
(筆按:文中的弗里格爾即西德名宿:白禮高(Hans-Peter Briegel);巴爾巴諾即前阿根廷著名前鋒:華丹奴(Jorge Valdano))
 
接下來「我」的回憶夾雜著1986年世界杯決賽的畫面,馬勒當拿(Diego Maradona)帶著皮球向西德的龍門推進、「我」拿起祖父的獵槍,指向郊狼扣上板機……「我」的意識逐漸被電視機傳來的歡呼聲喚醒,墨西哥的阿茲台克體育館(Estadio Azteca)上阿根廷以3比2擊敗西德奪得第13屆的世界杯冠軍,阿根廷的職球員抬起高舉世界杯的馬勒當拿,電視轉播的慶祝現在已經結束,「我」也醒來檢查收藏在廁所水箱的魚杆是否健在。
 
《給我老爺買魚竿》的前半段是主角從買魚杆勾起童年回憶,後半段是夾雜回憶與現實的片段,其實故事的「我」並沒有回到故鄉,只是在深夜收看世界杯直播時不敵睡魔誘惑而進入夢境,而祖父亦已經過世多時,回鄉旅程的景象只是夢中的幻象。高行健這個故篇故事使用的是「意識流」的述事手法(高行健本人則稱之為「語言流」),故事的主軸以主角的內心獨白,穿插著主觀而又多變的回憶,而主角的回憶同時又受著固定而客觀的現實世界所牽引。在本篇故事中,深夜直播的足球就成為主角的睡境與現實世界的連繫,隨著世界杯決賽的落幕,主角對故鄉與祖父的思憶也隨之來到終結,主角的意識也回歸到現實世界。

足球在《給我老爺買魚竿》中是一個客觀世界的存在,它可以共融著白禮高鋼鐵般的防守、有著華丹奴的速度、也有著馬勒當拿的靈巧。當阿根廷國民會視1986年世界杯的贏利(包括在8強憑馬勒當那梅開二度淘汰英格蘭)視為1982年福克蘭戰爭的復仇,在高行健筆下則視作純粹與藝術般的競技運動,正如他在早年BBC中文網在受訪時被問到如果有一天中國國家足球隊能衝出亞洲,在世界杯賽場上與法國對陣,他會支持那一隊?(筆按:高行健在六四屠城後流亡法國並取得法國國籍)高行健的回答是:
 
我看足球賽時就是一個觀眾,誰打贏了我都高興,因為我是一個觀眾,我不把體育比賽放到政治背景去。球員那個踢得好,誰射門射得漂亮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我認為體育的意義就是在此。把體育賦予政治的色彩就背離了體育本來的意義。
 
足球與文學的意義對高行健而言是藝術的存在,它們本身並不應該有任何意識形態,不論文字抑或是球場上的技巧都應該視為純粹的美學表現,把純粹的美學注入意識形態就否定它們本身的意義,就如同高行健在2000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國內媒體對他的大力批評及抵制,但這些評價並不是來自文學本身,而是他反對中國共產體制的身份。讀者們或者會認為高行健對足球與文學的看法過於「離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怎樣能把足球、文學與政治完全的切割。作為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筆者並不會否定高行健的看法,但如其要為足球與文學定下政治或藝術的客觀意義,倒不如承認兩者本是就有著一種虛無,它們本身甚麼都不是,只是球迷與讀者自已創造自已的意義。
 
延伸閱讀:
高行健訪談全文:
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1230000/newsid_1230200/1230227.stm

高行健小說「意識流」與「語言流」之辨
www.huayuqiao.org/LLM/LLM-13/LLM1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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