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邦占士的逃避自由 | 運動公社

NEW YORK, NEW YORK - DECEMBER 18: LeBron James #23 of the Los Angeles Lakers looks on against the Brooklyn Nets during their game at the Barclays Center on December 18, 2018 in New York City. (Photo by Al Bello/Getty Images)

文:吳能鳴

網民都喜歡用「發夢」來形容的抗爭運動,在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超過四個月夢境中,我們經歷過令人期待的美夢,也遇過令人不能遺忘的惡夢。但在追逐美夢的同時,我們也應不時醒來,看看近來發生的事,沉澱一下思緒。

筆者雖然一向寫的都是以足球作題材,但其實也有留意籃球界發生的事,在10月初火箭總經理Daryl Morey在twitter 上—個「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簡單的推文卻引起的軒然大波,面對內地網民在網上的鞭撻以及國內官方的抵制,NBA總裁Adam Silver的回應似乎令事件有平息的跡象,但近來勒邦占士就在賽季前的訪問又再把這件事炒熱。就勒邦占士的言論,筆者也作出了對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的反思。

“I don’t want to get in a word or sentence feud with Daryl Morey. But I believe he wasn’t educated on the situation at hand and he spoke…So many people could have been harmed, not only physically or financially, but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Just be careful what we tweet, what we say and what we do. We do have freedom of speech, but there can be a lot of negative things that come with that too.”

勒邦占士在訪問中陳述了以上的看法,對於Morey “wasn’t educated on the situation at hand and he spoke” 的評論筆者暫時不作討論,但勒邦占士言論自由的論點就令筆者想起著名哲學、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對於「逃避自由」的研究。

弗洛姆對於自由分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類,簡單而言,「消極自由」是指「免於甚麼的自由」,「積極自由」是指「去做甚麼的自由」;人的一生有著追求自由的目標,但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卻會面對孤獨、焦慮、不安,面對這些負面因素,人們為了「安全」、「穩定」而產生逃避機制,主動放棄自由或者爭取自由的權利,亦即是「逃避自由」的概念。弗洛姆「逃避自由」的理論常用作解讀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納粹主義掘起的經過,當時的德國人民為安穩而選擇依靠、服從威權,自甘放棄自由。然而,威權並不是唯一一種為安穩而選擇依靠的對象,即使極端的威權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有所沒落,「逃避自由」的現象仍然存在。

從表面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發展更趨自由,但弗洛姆的研究卻認為在即使現代社會有著民主體制、言論自由這些外在條件,但人在思想、行為及心理上仍然是不自由,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被定義了生產責任,為了維持這種生產責任及其帶來的物質利益,左右其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現代社會雖有資訊流通的自由,但我們往往接收的是過量的資訊,面對這些過量的資訊人們會傾向放棄思考的自由,採納所謂專家、意見領袖或流行社會的立場。

弗洛姆「逃避自由」的理論來看,我們當然可以解讀勒邦占士的言論為因為害怕得失中國球迷、損失龐大的經濟利益而主動放棄自由社會賦予給他的言論自由,筆者亦無意以崇高的道德標淮批判勒邦占士,確實,當今的中國雖然有著不民主的體制,但只要對避談這些敏感議題,國內的市場與資本會為他帶來龐大的物質利益,而這種物質利益的引誘確能令不少人妥協。然而,筆者認為我們在批判勒邦占士「逃避自由」的同時應該不要忘記弗洛姆「逃避自由」的分析,避免因為接收過量而單一的資訊而懶惰地採納主流意見,放棄個人的獨立思考,因為此舉只是「逃避自由」的另一種體現。

對於勒邦占士的言論筆者認為我們認為更加應該發問的是為何勒邦占士會相信Daryl Morey的言論是wasn’t educated on the situation at hand and he spoke?言下之意,勒邦占士是非常理解香港的現況、反送中運動的發展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這些口號的出現才否定Daryl Morey的立場?抑或是他知道支持Daryl Morey的言論會得失中國球迷與金主而選擇置身事外?如果是前者,筆者更希望勒邦占士在否定Daryl Morey的立場之前想想自已為何會在2014年穿上”I Can’t Breathe” T-shirt為因警暴而喪命的Eric Garner發聲、也想想自已在2018年馬丁.路德.金紀念日引用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這句說話的真正意義。

在此,筆者希望重申作為運動員本身其實沒有為任何人發聲的義務,我們亦沒有必要而崇高的道德標淮去批判他們。就如弗洛姆對自由的解讀,真正的自由並不是單單由制度上把人從傳統、社會、政治束縛中解放,而是應該從最根本、由個人的思考自由上解放。

因此,我們其實不必太在意所謂名人、意見領袖的主流觀點或認同,畢竟真正的自由是應該始終個人的思考、再經由行為實踐,我們參與整個運動本身就是即使會受到反對意見的指責、壓迫,也要就認為對的事就去發聲、去反抗認為不對的事。最後筆者希望寄語讀者:「德不孤,必有鄰,自己的命就得自己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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