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麼用三年時間搞垮中國足球？｜張路
我反復強調過一個觀點：中國足球沒有人才，是因為小學無人踢球。
這就要問責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無人踢球了？為什麼無人踢球了？是誰造成的？
（文章獲體育產業生態圈授權轉載）
其實我們小時候踢球的孩子不少，我就經常在院裡和小夥伴們踢著玩。沒有正規的場地，就是牆根下一小塊空地，撿兩塊磚頭擺個球門，一踢就是一兩個小時。後來在小學大家自發地也開始踢，每節課間都要去踢上幾腳。還自己組織了班隊，與其他班約比賽。有幾個沒入選班隊的同學不服，又組織了一個隊，我們班就有兩支小足球隊，校內還開始組織班級間的聯賽。六年級我入選了校隊當守門員，每週練一次。
1964年，北京市開始搞小學生足球聯賽，我們踢了兩場就被淘汰了。當年的冠軍是八一小學，亞軍是宣武區自新路小學。自新路小學的王玉江被評為最佳球員，後來他改名李連江，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學校的校長。
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先農壇業餘體校足球班，開始半專業的訓練。每週下午課後去體校練2-3次，周日打一場比賽。李連江還有後任中國足協校足辦主任的馮劍明，都是同班隊友。
由於有體校兩年訓練的基礎，後來我先後入選了陝西省足球隊和北京足球隊，成為一名專業球員。可見當時我國校園足球已有了一定的普及，學校到體校再到專業的人才培養輸送體系也初步成型，而我則有幸親歷了這一完整的過程。
因為文革的緣故，許多行業都受到了衝擊，唯獨少體校興旺發達。家長們不願讓孩子上山下鄉，所以都鼓勵他們練體育，成績好的可以留城。因此，1970年到1980年這一段練體育的學生非常多，出現了大批人才。
當時我們的國家足球隊水準在亞洲屬於一流，距世界盃出線僅一步之遙。76年前後提出的口號是「15年沖出亞洲」，足球人都憋著一股勁，要大幹快上！然而，此後國家隊屢次衝擊世界大賽均鎩羽而歸，尤其是1982年敗給紐西蘭和1985年5.19兩次世界盃外圍賽失利，使廣大球迷深深地陷入失望之中。
中國足球的出路在哪裡？希望在哪裡？這是大家共同思考的問題。
1986年，首屆柯達杯世界16歲以下青年錦標賽在北京舉行，在此前後，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足球要上去，必須從娃娃和青少年抓起。」這一指示切中中國足球的要害，給我們指明了方向，令廣大基層的足球工作者歡欣鼓舞。這不是套話，而是當時我們內心真實的感受。
此前在1978年，我作為北京足球隊的隊員隨隊訪問日本，與日本國家隊打了兩場比賽，和國家青年隊打了一場。由此可見當時日本足球界對中國足球還是很敬畏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橫濱對日本國青隊比賽前，兩個小學的學生隊打墊場比賽：高檔整齊的隊服，足球鞋，燈光草皮的環境，高水準的攻防技戰術，令我目瞪口呆——這比我們國內的小學足球水準高出兩個檔次！
我對時任團長的北京市體委魏明主任說：「等這幫孩子踢到成年隊，我們可就夠嗆了！」
魏主任卻樂觀地回復我：「我們的小孩也不錯嘛！」
當時我心中危機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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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小平同志提出「從娃娃抓起」，我們深受鼓舞，準備大幹一場。
我以北京體育科學協會足球學組的名義，團結北京市足球圈的體校教練和大中小學足球教師，到中小學推動足球活動。我們搞各種比賽，幫學校建校隊，抓訓練，編訓練大綱，編教材，選拔尖子，搞選拔測試，制定測試標準，組建北京少年隊，真幹了不少事。
當時北京搞足球的小學我全都去過，足球教師和教練我全都熟悉。到1988年，我們初步建成了「小學-業餘體校-專業隊青年隊」的三級訓練網。
在此基礎上，我們自發成立了「北京足球專職教練委員會」，成員包括北京從專業隊、業體校到中小學的幾乎所有足球教練和教師。這是個純民間組織，沒人管，也沒有錢，就憑著大家的熱情，把北京市的中小學足球活動搞得有聲有色。
1985年，張路所寫的一篇《足球應列入我國中小學體育教學大綱》獲得了兒童足球論文二等獎
北京市體委對這一創舉高度肯定，1988年要求所有項目學習足球的經驗，建立包括專業隊在內的四級訓練網。同時，從管理體制上變過去的橫向管理為縱向管理，每個運動專案都成立技術領導小組，從專業隊到中小學教練統一領導，訓練業務垂直管理。我們的專職教練委員會也變身為「北京市足球技術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北京市的足球訓練工作。北京足球隊總教練成文寬任組長，北京市業餘體校足球教研組組長李洙男和我任副組長。
可以說，青少年足球的成功經驗推動了北京市體委訓練管理體制的一次重大變革。
然而，就在我們陶醉於一派大好形勢之時，1988年底卻忽然感到了不對勁的地方——怎麼踢球的孩子越來越少了？
於是，在1989年我們組建了《中國少年兒童足球訓練與競賽體制改革的研究》課題組，通過中國足協向國家体委申請立項為委管課題，請北京體育學院安鐵山先生任組長，對全國24個足球重點城市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詳細調查。調研報告發表於《體育科學》1992年第6期。
調研的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到1990年底，全中國常年踢球的7-16歲孩子（小學和初中生）還有僅僅1萬人。其中大連最多約2000人，北京、上海各約1000人，其他重點城市幾百甚至幾十人，再就沒有了。
這就是中國足球的基礎。
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利用一切機會宣傳「中國足球沒戲論」、「中國足球危機論」，可當時大家都在關注剛剛開始的職業足球聯賽，沒幾個人關注少兒足球的問題。
1990年起我擔任北京體育科研所業務副所長，暫時不管足球的事了，但知道少兒足球是每況愈下，很不景氣。
1996年，上級委派我到北京國安任總經理，我才重新回到足球的本行。而來到國安我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組建後備梯隊。
當時的國安只有一個職業隊，沒有梯隊。我們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建立了「一隊三校」：一支青年隊和「華星」、「華亞飛鷹」、「奧體中心」三所足球學校。當時受職業化高潮的影響，全國掀起足球熱，家長們都想讓孩子踢球掙大錢。北京的半專業足球學校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1998-99年光國安旗下就有11所足校，學生上千人，而且全是社會力量出資興辦，沒花國安一分錢，他們還都能掙錢。
本想著以國安足校的號召力能帶動全市少兒足球的大發展，但好景不長。2000年夏天國安各足校聯合招生，我樂觀地認為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來報名，沒想到最後只來了300來人，其中會踢的不過100來人！此後北京乃至全國的足球學校都沒了生源，紛紛倒閉，國安旗下的足校也只剩了4所。
中國足球，又沒人了。
這是我親歷的中國少兒足球兩次大起大落。我們參與了整個過程，努力把少兒足球推向高峰，馬上又看著它墜入深淵。我們知道這是中國足球落後的癥結之所在，但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更不知道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直到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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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和1997年，青少年足球兩次掀起高潮，很快在三年後又跌入低谷。幾乎是同樣的節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從宏觀上，我們明白是只抓提高，不抓普及，只重眼前，不重長遠，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的惡果，但具體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卻說不明白，所以也就找不到改進的辦法。
直到2014年，中央下決心抓校園足球，我多次向各級領導談過我的想法，也書面提交過各種建議。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思考，逐步深化自己的認識，終於把問題想明白了。
回顧當年的歷史，滿滿的都是教訓：
大約在1983前後，由國家體委、教育部、共青團中央等單位聯合創建了青少年足球的三杯賽——小學萌芽杯，初中幼苗杯，高中希望杯，全國24個足球重點城市參加。先由基層各學校組建校隊參加區裡的比賽，區冠軍參加市裏比賽，市冠軍參加全國三杯比賽。這樣從基層到全國，有普及有提高，似乎是一個理想的人才培養金字塔。
為了參加比賽拿成績，各校紛紛組織校隊，然後開始大練，苦練。一般的每週練5-6次，每次2個多小時，有的還要出一個小時的大早操。為了節省時間，增加訓練時數，有不少學校搞「三集中」，把足球隊員集中在學校食宿、學習、訓練。很多學校更是想盡辦法聘請高水準教練——一般是退役專業運動員或體校教練來帶隊，搞高水準訓練。大家的積極性很高。
但兩年以後問題就出現了。當第一批校隊球員畢業時，家長們發現，真正有成才可能的每支校隊最多一人，很多一個沒有，極個別的能出兩個，而這還只是進入半專業的訓練，算個半成品，離踢專業隊還遠著呢！絕大多數孩子球沒踢出來，學習也荒廢了，成了「廢品」。
可這能怪孩子嗎？每天這麼長時間，這麼大運動量的訓練，他們回家已沒有精力做好作業了。更何況，在動員孩子參加校隊時，老師們都會忽悠家長，說孩子是塊踢球的料，將來如何有前途云云。家長是半信半疑，孩子可把老師的話當真，認為自己將來就是足球運動員了，早已無心向學，學習不受影響才怪。
更可憐的是那些「三集中」的孩子，住在學校沒人管，學了一身壞毛病，抽煙喝酒打架，不守紀律，成了文盲加流氓。
第一批這樣或許是偶然，第二年又一批還是這樣，家長就看明白了，於是奔相走告：千萬別讓孩子踢足球，踢球孩子就毀了。老師們也開始反對學生踢球，因為影響他的教學考評。校長也不再支持，因為足球校隊會給他製造無數的麻煩。所以到第三年基本就沒人踢了。
更嚴重的是，學校只有一塊操場，每天下午都被校隊20來人佔用，其餘1000多學生只能在邊上看看，或者解散回家。他們被剝奪了踢足球的權利，甚至被剝奪了正常體育課外活動的權利，這合理嗎？能不招人恨嗎？其餘學生的家長能沒有意見嗎？
這就是小學足球搞校隊的必然結果。
小學校隊就是為比賽出成績而建立的，就是為少數足球精英服務的，就是為提高而存在的，它必然要衝擊小學足球的普及。因為小學資源有限，就那麼一塊場地，幾位老師，伺候了校隊20來人的提高，就顧不了其他那1000多人的普及。
而這20多人的隊伍，由於急功近利的選材和訓練，必然製造大批品學兼差的「廢品」，引發家長和學校的共同抵制，使足球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過去我們總是埋怨學校和家長不支援足球，但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是這種搞法，我們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去參加嗎？怪來怪去，還是怪我們自己把路走錯了，把方向帶偏了。今天把這些寫下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重犯我們過去的錯誤。需要警醒的是，我們不安地看到，現在還是有很多地方，很多學校，仍然在走或準備走上這條失敗之路。
因此我要大聲疾呼：千萬不要在小學搞校隊，否則三年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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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方面說，校隊主要是提高，把提高搞好也行。但不幸的是，提高它也搞不好！如果校隊選材準確，真能把最有天賦的孩子選出了培訓，也還說得過去，可問題就是不可能選準。
一般小學從2-3年級開始組建校隊，大家都沒怎麼踢呢，你能看出誰好誰不行？只能是老師憑主觀印象挑，結果很可能把沒什麼天賦的選進來，而把真有天賦的排除在外，使這些足球天才從此失去了踢球的機會。
張路參加少兒足球活動
校隊要出成績就要刻苦訓練，完全不顧少兒的生理、心理特點，就把成人專業隊那一套照搬過來，什麼三從一大，魔鬼訓練，大松博文訓練法等等。結果使不少孩子受到身心雙重的傷害，造成發育不良，骨骼畸形，心臟損傷等問題，有些很有天賦的孩子就這樣被練廢了。
還有不少教練對孩子連打帶罵，認為這就是嚴格訓練，結果孩子失去了對足球的興趣，有些中途就離開了。本來有天賦的就不多，練廢一批又練跑一批，還能剩下幾個人才？練了半天，又有多少效果？
接著，校隊要參加區裡的比賽了。由於選材和訓練都不行，公平競賽未准能拿冠軍，大家就開始互相挖人。最終，當然是那些校長重視，場地條件好，教練力量強，經費充足的重點小學更能吸引學生。
於是，區裡的尖子就都集中到一兩所小學，他們再參加區裡比賽，別的學校根本無法抗衡，這樣一兩年後，其他學校就都不參賽了，也就都遠離足球了，一個區就只剩下一兩個學校搞足球，一個市也剩不了幾支隊伍。這一批抽的各校尖子水準還算可以，可到了下一批沒有其它學校搞了，沒有尖子再讓你抽了，你也就完蛋了。
這種情況領導不管嗎？問題是，各級領導也想儘快出成績，要政績，所以不但不制止，反而幫助重點學校抽尖子，調校，更助長了分化和集中的趨勢，所以不出兩三年，基礎就垮了。
就是這樣破壞性的短期行為組成的隊伍，也不一定能拿成績——因為大家都在改年齡。
眾所周知，小孩子年齡差一歲能力差好多，有些隊就在這上面動起歪腦筋：先是少部分人改，越來人越多，後來幾乎人人都改，大家心照不宣。先是改一歲半歲，後來越改越多，最多改到4歲，三杯賽的小學生隊大部分隊員的真實年齡是15-16歲，那些年齡真實的有前途的孩子早都被淘汰了！
這樣的搞法，最後還能剩下幾個人才？為什麼當年中國青少年隊參加世界大賽成績驚人，到了成年就每況愈下，原因就在這裡。
應該說，足協對此事監管不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客觀地說，他們也確實管了。先是查骨齡，管不住，後來查戶口本，也不行，直到最後查出生證，還是管不住。為什麼？
因為這是上下通同作弊的結果。
家長、體校、學校、體委、教育局、公安局、家長、老師、教練、各級領導乃至區市領導，都參與其中——改骨齡，改戶口本，改出生證，手把手地教孩子說假話，報假年齡。
這已經不是毀掉幾個足球苗子的問題，簡直就是教唆孩子違法亂紀，不講道德。難怪10年後中國足壇假賭黑猖獗，運動員打假球收黑錢不以為恥心安理得，因為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弄虛作假，就是為了錦標可以不顧一切。
抓提高，搞校隊，拔尖子，爭錦標，這一系列做法是怎樣把中國足球的基礎破壞殆盡。悲劇的是，我們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都還以為是在為中國足球打基礎，做貢獻。我們滿腔熱情地努力工作，結果是兩次毀掉中國足球，每次僅用時3年！
錯誤的方向必然導致悲劇的結果，南轅北轍，此之謂也。
張路參加少兒足球活動
為什麼花這麼大篇幅回顧這些往事？是因為現在還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很多錢，在滿腔熱情地重複我們當年幹的這些錯事，傻事。我不希望三年後中國的校園足球重又走入低谷，那將使中國足球陷入長期的沉淪。我們必須以改革的思維，闖出一條新路，把中國的校園足球引向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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