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談判協議的發展如何改變近年NBA的生態
上一篇旨在與大家討論「舊人忠誠」的迷思：在自由市場發展未成熟，或是球隊和球員有長期合約的保障，因而球員選擇有限之下，球隊和球員保持長期合作的機會自然更大。那麼到了2000年後的NBA，集體談判協議的發展又如何改變這種關係呢？
2000年代開始的集體談判協議發展：彈性的出現
踏入21世紀開始，NBA的集體談判協議更新了三次，分別是2005年、2011年和2017年。當中首兩次集體談判協議都有圍繞球員合約年期的轉變：
在NBA，年期最長球員的合約是球隊透過鳥權開出的合約。於1999年的集體談判協議中，透過鳥權簽下合約的最長年期為七年。這個期限在2005年的集體談判協議中縮短到六年，到了2011年的集體談判協議更是縮短到五年。至於新秀續約方面，2011年的集體談判協議亦將新秀續約的最高期限縮短到四年，每支球隊只可以為一位球員在新秀合約後提供五年的合約。在現今的NBA，球員要像以往一樣，簽下七年或更長的合約已經是不可能的事。
大部分球隊錄得虧損，加上在過去一些長期而不明智的簽約 (例如紐約人分別為Jerome James和Eddy Curry開出五年3000萬美元及六年6000萬美元的合約)，球隊老闆固然樂見縮短合約的年期，從而給予球隊財務上的彈性，以及減低長約投資的風險。至於球員方面，合約年期縮短雖然對他們的保障減少，不過他們投身自由市場、取得新合約來爭取薪酬升幅的機會就更多。合約的彈性增加，對於雙方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改動。
合約年期的縮短，看起來只是一個為球隊和球員提供彈性的舉動。然而，這對於球員和球隊的生態，其實都有莫大的影響。
自由球員的「盛年選擇」
回顧以往有長期合約的90年代，球員 (尤其是主力球員) 在完成兩份NBA合約，以非受限自由球員的身分投身自由市場的時候，往往已經是年過30，職業生涯的頂峰將近或已經過去的階段。那麼對當代的NBA球員而言，首次投身自由市場又是怎樣的時刻？
相比起過往在大學三年級或四年級才投身NBA，1990年代的選秀已經出現高中生加入選秀，當代的NBA更是以 “One-and-done” 的大學一年級生為主流。例如2017年NBA選秀的前十順位當中，九位來自美國大學的新秀都是大學一年級生；樂透區中年紀最大的Luke Kennard和Donovan Mitchell都只是二年級生而已。比起當年Michael Jordan、John Stockton等球員在21或22歲之齡才加入NBA，Jayson Tatum、Markelle Fultz等2017年的新秀獲選的時候只是19歲。
如果一位19歲的新秀投身NBA，履行四年的新秀合約後簽下一紙最長年期的五年續約，成為非受限自由球員的時間為28歲；假若新秀合約屆滿後續約的年期更短，例如是爵士匹配Gordon Hayward報價的3+1合約，那麼該名跳出合約，投身自由市場的年紀最早可以達到26歲。
綜觀近年NBA，在新秀續約後於自由市場簽約加盟新球隊的全明星球員包括Dwight Howard、Hayward、DeMarcus Cousins、Kevin Durant和Jeff Teague，這些球員當時簽約的年齡都是介乎27–29歲；以高中生身分加入NBA的LeBron James，在2010年跳出3+1的合約後，加盟熱火的時候則更年輕，只是25歲。
以往投身自由市場的全明星球員，是在他們職業生涯頂峰的後期甚至是步入黃昏的階段，決定他們在餘下的球員生涯留在原屬球隊繼續打拼；還是選擇到另一支更適合自己的球隊，滿足冠軍指環等追求。
不過對於當今的NBA全明星球員，首次投身自由市場的意義，是要決定自己如何投資往後四至五年，即是職業生涯最黃金的時期，這個決定的重量，相信並非以往自由球員的選擇可以比擬的。這些球員需要為自己的頂峰時期作出最合適、有利而且理性的決定，而對於他們而言，如何能夠達成他們職業生涯的目標，例如是奪得總冠軍，或許會是更重要的考量。
球隊組軍方針：薪酬空間、「組團」與核心的更替
對於NBA的球隊來說，球員合約年期的縮短除了能夠賦予球隊財務上的彈性外，組軍的模式亦出現了另一個選擇：自由市場。過往球隊要取得全明星球員來補充戰力，往往只能透過選秀培養，或是經交易取得；但是如今只要騰出足夠薪酬空間，就有能力追逐正值盛年的全明星，例如2015年馬刺簽下LaMarcus Aldridge、2017年塞爾特人簽下Hayward。
更進一步的組軍策略，就是騰出充裕的薪酬空間來「組團」：在自由市場上簽下兩至三位全明星球員作為核心，然後以這個核心，吸引優秀的副手或角色球員以中產特例甚至底薪來投。2010年的熱火就是以這樣的模式簽下Chris Bosh和James，配合Dwyane Wade迅速成為東岸強權；2018年的湖人雖然只是取得James，不過他們也有足夠的空間進行這樣的操作；到了2019年，獨行俠亦有機會騰出高達8900萬美元的薪酬空間，吸引兩至三位全明星級的球員或是其他球隊的核心來投，配上Dennis Smith Jr.和Luka Doncic，重建成為季後賽球隊。
對於NBA球隊來說，重組或重建不必再是透過選秀得到合適的戰力，或是通過交易取得球員和選秀權等資產。只要擁有足夠的薪酬空間，他們就可以投身自由市場，簽下他們需要補充的球員，甚至找到核心。這種血拼自由市場的組軍模式在現今的集體談判制度下，開始成為可行的選擇；而「薪酬空間」亦漸漸成為球隊在選秀權和球員以外，另一項重要的資產。湖人為了在2018年的自由市場有足夠的空間大展拳腳，在2017年開始先後交易Timofey Mozgov、Larry Nance Jr.和Jordan Clarkson等擁有長約的球員，就是一個例子。
另一方面，現代球隊的組軍循環亦因著合約年期的轉變而加快。以往球隊透過選秀或簽下長約來得到並確立球隊的核心，因而能保證有一段長時間的磨合期，從而衝擊冠軍。例如公牛透過選秀取得Michael Jordan、Scottie Pippen和Horace Grant，在1987年建立這個核心之後，磨合至第四個球季才奪得首個冠軍；湖人在1996年簽下Shaquille O’Neal和透過選秀日交易得到Kobe Bryant後，亦用了四年時間才第一次登頂，更遑論爵士的Karl Malone和John Stockton，在他們合作的第十二個球季才首次晉身總決賽。
然而，在球員簽約年期變短，組軍模式有更多選擇下，現今球隊亦更容易出現核心球員的變動。我們可以看看近年的幾個例子：
(1) 熱火在2010年組成三巨頭，經歷四年兩冠之後，James、Wade和Bosh三人於2014年同時跳出合約。最終James選擇回歸騎士，這個核心在四年內解體。
(2) 鷹隊於2013年簽下Paul Millsap，填補Josh Smith離隊的空缺，與Jeff Teague和Al Horford共組核心。球隊在2013–14球季繼續晉身季後賽；2014–15球季更是到達常規賽60勝的頂峰。然而連續兩季在季後賽被騎士橫掃後，三人先後於2016及2017年的夏天透過自由市場離隊，鷹隊亦在2017–18球季開始步入重建。
(3) 火箭在2012–13球季透過交易取得James Harden後，於2013年的自由市場再羅致了中鋒Dwight Howard，簽下一紙3+1的合約。這個組合讓火箭連續三年打入季後賽，並在2014–15球季闖進西岸決賽。在2016年季後賽首輪被勇士淘汰後，Howard於當年夏天跳出合約，加盟鷹隊。
在現今的集體談判協議下，自由市場簽下最長的合約只有四年 (熱火三巨頭為2011年集體談判協議前的簽約，故此可以簽下4+1的合約)。於這個年期內，球隊需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核心球員會否在合約屆滿後選擇離隊；第二，球隊在這段時間的上升空間是否已經到頂。如果球隊的核心球員打算在合約屆滿後離開，或是球隊已經難以再進一步的時候，球隊的管理層就需要考慮透過交易、不續約等操作，拆散現有的核心，換取其他球員、選秀權或是薪酬空間，以便球隊取得合適的資產，重新組建陣容。
如果球隊是透過選秀建立自身的陣容核心，或許這個核心還能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不過一旦球隊未能取得成功，也有機會走到球隊主動交易，或是核心球員選擇離隊的地步。假若球隊是透過自由市場的簽約來組軍，那麼押注在核心球員黃金時期的短線投資，到頂之後就推倒重來，將會是球隊的主調。球員的更替，自然會變得更加常見。
總結：「變幻原是永恆」是這個時代的寫照
所謂「忠誠時代」的瓦解，其實可以用一兩句說話總結：自由市場和集體談判協議的發展，給予球隊和球員彈性和選擇，削弱了雙方長期合作的基礎；當雙方都要為自己作最好的決定時，球隊和球員關係的變動自然會增多。
在這樣的制度發展之下，聯盟或許還會有球隊和球員長相廝守的忠誠故事，但恐怕會買少見少；相反，球隊主力和原屬球隊的分離、球隊趁著擁有大量薪酬空間來吸引全明星球員前來「組團」，則無可避免地在聯盟中愈見普遍。那些年Malone和Stockton打拼十二年後，終於晉身決賽的故事，在這個時代難免成為絕響。
身處這個變幻原是永恆的年代，在球員與球隊身上強求「忠誠」，未免是緣木求魚；要保持球員和球隊雙方的「忠誠」，或許只有持續的成功才是唯一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