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足球民族主義｜吳能鳴
1953年的英國上演了一場被後世稱之為「世紀之戰（Match of the Century）」的比賽，東道主英格蘭在溫布萊球場主場對戰1952年奧運男子足球冠軍、雄霸歐洲一時的匈牙利，球場上是兩大球星的對決：史丹利．馬菲斯（Stanley Matthews）對普斯卡．費蘭奇（Puskás Ferenc），球場外是兩種民族主義的對決。來到溫布萊球場欣賞這場世界對決的坐上客有不少名人，其中就包括在二次世界後入籍英國的匈牙利裔的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在開賽前，友人打趣地地問庫斯勒在這場比賽中會支持祖國匈牙利，抑或是已經入籍的英國。
庫斯勒的答案，是：
「有民族主義亦有足球民族主義，而後者是有更加深切體會（There is nationalism, and there is football nationalism – and that the latter is the more deeply felt.) 」
庫斯勒的意思是即使他在入籍英國後經常讚美英國的政治體制，但在這場比賽中他支持的是匈牙利。隨著時代發展，國際形態漸趨相對穩定，大規模移民的相對減少，「庫斯勒式的足球民族主義」（移民人仕對祖國足球的支持）在現代社會出現的機會也相對減少，而「足球民族主義」的概念亦隨著社會發展有另一種演繹。每逢有國際性賽事進行，球迷們狂熱地支持國家隊作賽、為球隊打氣固然是常見，但有趣的是在這群狂熱的球迷中並不是所有都是來自自身的祖國，有部份球迷是由異地遠道而來、走出國土與種族的界限為別國國家隊吶喊助威。這種現象筆者會形象為「當代版的足球民族主義」。這個情況在本地的球迷文化圈子亦是相當普遍，我們仔細留意就會發現香港其實擁有如德國、阿根庭等外國國家隊球迷會，球會級別的官方球迷會更是比比皆是，即使沒有官方的球迷會，部份球迷也會以異國足球死忠自居，他們對異國足球隊的支持甚至更甚於對祖國或本地足球的支持。或者很多人都不會明白、甚至嘲笑這這群球迷會為異地足球投以瘋狂的熱情，而筆者則認為我們應該透過今次機會，嘗試從「現象看本質」理解「足球民族主義」的深層意義。
「足球民族主義」的現象之所以形成，筆者認為這個演變與足球賽事轉播文化的轉變不無關系。從前的足球廣播很多時流於聲音，而且覆蓋面只局限要本地，很多時比賽形態、分析都要靠比賽後的文字補充；但隨著轉播文化的改變，足球比賽轉播逐步普及，球迷只要安坐家中就能在電視、電腦前欣賞世界各地的球賽，而且對於比賽分析與評論也是更詳盡及深入。長時間的耳濡目染加上廣泛地吸收外地足球資訊固然可以解釋為本地球迷鐘情外國足球的原因；但筆者認為「足球民族主義」的演變並不能單單以廣播文化改變而解釋。事實上隨著科技發展，我們日常接觸的外地體育、娛樂或是政治資訊都比過去的更為豐富、更為廣泛，同樣是接收大量資訊，但這些範疇卻沒有令受眾如足球般演發出對異國民族產生的激情與狂熱。顯然地，足球是有一種與別不同之處，令人為之著迷之餘，也令人們暫時忘記自身的國籍、接受異國的身份認同。
要詳細了解「足球民族主義」的獨特性，先從「民族主義」形成的角度入手是最好不過。「民族主義」作為集體意識的一種可以有各種複雜的解釋，但筆者認為可以概括地以「共同性」與「聯繫」兩項元素說明。「共同性」是指一個社群共同擁有的條件，例如：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等；而「聯繫」則是指把「共同性」整合、團結的媒介，例如：意識形態、組織、團體等。那麼「足球民族主義」究竟又是靠何等條件與媒介組成「共同性」與「聯繫」，激發起跨越國界與種族的熱情？
首先，筆者認為構成「足球民族主義」的「共同性」不是一些如種族、文化的先天條件，而是來自後天的因素，也就是對於足球的共同記憶。正如前文提到足球轉播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普及，精彩的球賽能夠通過大氣電波傳遞到世界各地，振奮的比賽、感人的場面、傷感的鏡頭、憤怒的判決，隨著長時間的經歷蓄積構成重要的記憶，並逐漸因個人的喜惡而深化，這就是球迷身份構成必然經歷的階段。記憶除了是建構球迷的基礎，也是燃點球迷激情的助撚劑，當球迷從記憶中發展成認同感，對於記憶中成功的部份會感到同樣的光榮，對於失敗的部份會感到同樣的恥辱，從而鼓動球迷的激情與仇恨，就例如德國球迷視在世界杯上以7比1擊倒巴西為無上光榮，意大利球迷也會認同日韓世界杯被主辦國南韓淘汰是恥辱。對足球記憶的「共同性」能夠團結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一起為喜愛的球隊獻上熱情的支持，畢竟行動的支持總比種族、文化、語言的共同性更為重要。
對足球記憶的「共同性」不足以構成「足球民族主義」，擁有共同記憶的個體仍然需要一個媒介的連繫，雖然球迷之間沒有國家的身份認同（National Identity），但他們卻能夠透過足球的身份認同（Football Identity）「聯繫」。在國際性的比賽上，球迷們會通常會有一個刻版印象（stereotype），每個國家都因為其本身的民族性而產生出獨有的比賽風格，簡單而言，球迷會認為巴西隊、球員的比賽必然有所謂「森巴風格」，是以個人技術、盤扭為主、意大利的比賽風格則必然與堅固防守畫上等號；對於國家隊的支持就即是對於比賽風格的支持，也就是個人風格、喜好、品味、價值觀的體現。這種由比賽風格與國家身份認同組成的足球身份認同也就是把球迷記憶「共同性」聯繫的媒介，所以即使球迷並不是該國的國民也能產生擁有激情與狂熱的「足球民族主義」。
「足球民族主義」的演變是有趣的現象，但筆者也必要指出其變數：每逢世界杯這些世界盛事部份球迷對於異國球隊的支持可以解釋為「足球民族主義」的體現，但其實更多的是尋求方法去投入、參與。「球迷」的身份成為他們參與的方法，「支持的球隊」代表他們的立場，他們的投入遠遠不至於「足球民族主義」的程度。另外，足球身份認同的「聯繫」其實更在於是刻版印象，事實上所謂比賽風格與民族性的關系未至於如此強烈，很多時球迷或媒體其實是選擇性地記憶、描述國家的比賽風格，放大了民族性的影響，比賽風格更加在於的是戰術變化的時代性。
總括而言，「足球民族主義」是以足球身份認同連繫記憶共同性的現象，也是代表著轉播文化與時代演變產物。如果我們單單認為世界杯只是參與國的身份認同與建立的表現其實只是狹隘的觀念，事實上隨著社會、時代發展，我們過往認知的概念也會隨之而改變；在時代的演變下我們更加應該對於事物的分析有不停的反思與批判，或者在下一個十年，「足球民族主義」在筆者或讀者之間又會有一個全新的演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