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比利時如何拯救種族多元主義？｜譯：雯B
原文：Financial Times
作者：Janan Ganesh踏入了二十一世紀，布魯塞爾已經超越了倫敦、紐約以及瑞士的達佛斯（按：這個瑞士的滑雪勝地每年舉辦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成為了世界上其中一個政治中心。她也是歐盟總部以及北約總部的所在地，然而比利時人卻不會視自己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制訂政策。他們除了輸入人才，使城市充滿移民；同時，也有很多「借宿一宵」的人，使布魯塞爾活像電影《星球大戰》中，那個在Mos Eisley充滿逃犯的小酒館。
當大家細看比利時的多元主義，就會發現這個國家裏擁有很多追求成為率真和特別的人。對於一些本土主義者而言，比利時簡直是《聖經》中的蛾摩拉（Gomorrah），需要被上帝毀滅（編按：因為蛾摩拉城中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充斥罪惡，被上帝毀滅。後來成為罪惡之城的代名詞。）；但對於某些全球主義者（編按：與民族主義者相反，追求移民、全球治理、自由貿易等政策）而言，即使布魯塞爾不是天堂（皆因城內有太多社會問題），但至少比利時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實驗性國家。在小說家Teju Cole的著名小說《Open City》中，Teju Cole將紐約描寫得活像布魯塞爾，書中紐約表現得更國際化、多元化，但倘若成真，卻是危險的象徵。
比利時的全球主義，更加擴展至其國家男子足球隊。陣中成員的血脈，擴展至世界各地：由中非到高加索地區，乃至西班牙與葡萄牙所屬的伊比利半島，再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國家，比利時的荷語區及法語區，甚至是英格蘭。不過擁有印尼血統的中場尼恩高蘭（Radja Nainggolan）在沒有被馬天尼斯（Roberto Martinez）揀選入大名單後，已不在此列。
各大國際媒體，包括一些非專業的體育研究者，都不斷放大、聚焦比利時的多元化與擁有過人天賦的球隊陣容。但是，時勢已經有所不同：一邊廂，像世界盃這一類型的國際賽，近兩年來開始被西方的民粹主義席捲（編按：就連德國的右翼團體，亦批評國家的融合政策，例如以奧斯爾和根度簡為土耳其獨裁者埃度安站台）；另一邊廂，2018世界盃在俄羅斯（編按：被西方媒體標籤為排外情緒強烈的國家）舉辦。之不過，比利時人會挺身而出，去打破以上限制。雖說是90年代中，多元化種族是一個很溫和的議題，但現在，他們已變種成為社會上的激進派，或者是異端。
當談及一些涉及多種族的國家隊時，例如：法國、英格蘭、巴西等等，這些球員都是因為宗族居住了當地數代後，才成為國家隊成員。但比利時與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移民通常在廿一世紀出現：在移民法的幫助下，政府在布魯塞爾、安特衛普與列治均用實據去證明該移民能否成為比利時居民。若果要去挑剔比利時，那就是比利時並沒有擁有一個皇室以外的機構、團隊能凝聚國民力量。某些國家同樣地也針對人口作出了些少的改變，就好像瑞典一樣，但這影響卻沒有牽涉到國家足球隊。
不過很多人會說，足球不應牽涉政治，然而屬剛果裔的中堅甘賓尼（Vincent Kompany）或可以證明，足球國家隊在能夠起到制抑社會分裂的作用。這些引人注目的球員不只擁有超卓技術，還有值很多繼續學習的地方：他們學習不同語言，不會自我，並為此感到自豪。就好像高圖爾斯（Thibaut Courtois）與奇雲迪布尼（Kevin De Bruyne）之間出現再多私怨，為了代表這個不斷變遷、複雜的國家，都要故作成熟。
既然足球能團結人心，國內政客其實一直需要國家隊這個圖騰拯救他們的政治生涯。至少在20年前，Adam Hochschild出版《Leopold’s Ghost》時，已經不斷指出比利時的問題：他們缺少大國的實力，同時也沒有北海那些國家（荷蘭或丹麥）的特色，比利時在短時間內設法消化社會變化帶來的影響，但卻消化得「損手爛腳」。既然單靠信仰不能團結國家。所以，比利時出戰世界盃，已經成為團結國家內部的一個希望。
若果讀者們所支持的國家並沒有晉身決賽週，或者只是想找一個值得支持的球隊，不妨可以試試比利時。其實他們加起來亦不上完美，而且他們的教練（馬天尼斯）拙於防守。不過比利時人堅持，這種鼓吹包容和多元的民族風格，比起那種純粹的民族主義更有空間。即時世界盃週期很短，他們所出現的爭議已經被想像中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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