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告魯夫的自傳以《My Turn》為題，「My Turn」指的是他在1974年世界杯把瑞典後衛奧臣（Jan Olsson）弄得人仰馬翻、技驚四座的那記「告魯夫轉身（Cruyff Turn）；到了2016年這個「My Turn」卻另一種意味，告魯夫就像對世人說「輪到我了（My Turn）」然後靜靜離開球迷到天國與恩師米高斯（Rinus Michels）團聚。俗語有曰：人死如燈滅，告魯夫照耀球壇的光芒雖然熄滅，但曾經的光芒卻為世人指引足球發展的路途，他所推崇的「全能足球」依然對現今足球有著深遠的影響。透過閱讀這位球壇先烈的自傳，筆者會嘗試以宏觀的角度剖析「全能足球」與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關係；也會以微觀的角度研究美國這個被喻為「足球沙漠」的國家對這位球壇巨人的影響。
文：吳能鳴＠運動公社
毫無疑問，告魯夫是「全能足球」的代表人物，不論在他球員時期抑或是任職教練期間，他所效力與執教的隊均以傳控為主導的「全能足球」風格所聞名，而這個風格亦帶動了八、九十年代荷蘭國家隊的發展。但觀乎近年荷國家隊的表現與風格卻難以稱得上是華麗風格見稱的「全能足球」，反而逐步走向醜陋的防守足球。何以這種荷蘭人引以為傲的足球風格在近年走向終結？社會風氣的改變又有否影響「全能足球」的傳承？告魯夫的自傳又能否為這些問題給予答案？
為了探究上述問題的答案，筆者特意拜讀著名足球讀物作家Simon Kuper探討荷蘭足球風格與社會意識形態轉變的文章：The Dutch style and Dutch nation。在文章中，Simon Kuper有一個有趣的見解，他指出荷蘭足球發展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荷蘭足球積弱的年代(約1972年前)，此時荷蘭國内的主流價值與社會結構仍然處於未成熟的階段。當米高斯與告魯夫兩師徒出現便把荷蘭足球引領到第二階段，「全能足球」的主張為世界足球格局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荷蘭足球急速冒起的成為世界球壇新勢力，與此同時，荷蘭國内的社會亦有一翻新境象，崇尚自由與包容多元種族與文化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價，合法墮胎、性交易丶安樂死丶娛樂用藥物等開放政策相繼落實，荷蘭對自由主義者而無疑是他們的人間樂土。直至2001年9月1日的世界杯歐洲區外圍賽，由雲高爾帶領的荷蘭被愛爾蘭以一球擊敗而出局，而僅僅十日後，美國受到911恐怖襲擊，這象徵著荷蘭足球發展在此踏入第三階段，以往的「全能足球」風格受到質疑，保守的防守反擊風格似乎是更迎合講求效率、避免犯錯的現代足球，而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下，世界開始蔓延一股右翼風潮，排外歧視、反移民、反伊斯蘭的立場開始在荷蘭興起。
換言而之，Simon Kuper認為荷蘭在足球上的比賽風格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當社會意識形態遍向自由、包容及開放的時候，他們在球場上的比賽亦較為開放丶著重進攻，即使這支橙衣軍團在大賽的戰績可以說是「精彩不亮麗」（多年來只有1988年贏得歐洲國家杯冠軍卻多次在決賽落敗），但球迷依然接受雖敗猶榮的態度；但當社會意識形態遍向保守、排外的時候，荷蘭國家隊的比賽風格亦遍向保守，球迷對戰績的取態亦相對現實，為取得勝利，球迷們會願意放棄華麗的進攻體系而接納粗野的防守戰術。Simon Kuper這個足球風格與社會意識形勢的分析如果屬實，理論上我們能夠在告魯夫的自傳中找出一些端倪。
荷蘭的開放風氣鼓勵了人們擁有自由的思考空間，而這風氣似乎就為「全能足球」埋下成功的種子。告魯夫曾經在一個訪問中提到他是戰爭結束後不久出生的一代，被教導為不去容易接受概有的事情，而在他的自傳内亦找到類似的事例證實這個觀念。在運動科學與統計學未普及的年代，足球只會被視為體能與技術的較量，但在當時開放的社會氛圍下，告魯夫有著創新的看法，他認為足球與學術能夠融匯貫通，在他的自傳中，告魯夫提到自己兒時雖然不是成績出眾的學生，但卻對數字與計算卻十分有興趣，他認為把數學融入足球能夠使自己球技進步，通過數學準確的計算有助他了解球場上空間的運用。同樣地，開放的觀念也使告魯夫在其他運動中得到啟發，棒球是荷蘭戰後開始流行的運動，也是告魯夫小時候的另一項興趣，他擔任捕手時留意到在捕手的位置（棒球場區本疊的守備位置）能夠對場上的形勢有完整的觀察，而告魯夫日後亦把這個觀察融入於足球佈陣内，設計出菱形中場的3-4-3這個代表告魯夫足球哲學的陣式。由此可見，荷蘭戰後開放的社會風氣引申的小細節似乎就成為日後「全能足球」成功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在告魯夫的自傳中可以發現「全能足球」的發展似乎與荷蘭的民主進程有不少的共通點。我們可以留意到不論在阿積士抑或是巴塞隆拿，告魯夫都強調「全能足球」之所以能夠發展為成熟的體系，由米高斯引進的足球理念故然是功不可沒，但另一個使其強大的因素在於隊友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指的不單止是球場上的傳送配合，而是在於訓練時的互相討論、比賽後的互相檢討，告魯夫就與他的隊友尼斯堅斯（Johan Neeskens）商討出他們獨有的壓迫方法去奪回控球權，而這個習慣告魯夫亦保留在他的執教生涯，球員與球員之間能就戰術細節討論他是樂見的，但讀者不要認為告魯夫是主張「無為而治」的領隊，他真正主張的是球員能夠掌握他的概念與戰術，再透過球員之間的溝通把細節完善，從而把「全能足球」的概念能夠在球場上完美的實踐。觀乎荷蘭國內的民主發展似乎又與「全能足球」這個由上而下再通過商討使理念深化再付緒實踐的過程十分相似。二次世界大戰前荷蘭的民主制度通常被政治學家定義為柱狀結構（Pillarisation），意思是社會的意識形態按由上而下的柱狀結構主導，而荷蘭的柱狀結構則分為：新教丶天主教丶社會民主主義及自由主義四大支柱組成，每條支柱有各自的組織，包括：傳媒、工會、學校、醫院等；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普遍民眾均留意到柱狀結構不必要的社會分化，於是他們便開始自發採取多方面的跨黨派合作，使國內民主制度能夠自我完善。由此可見，荷蘭社會去柱狀結構（Depillarisation）的民主進程與「全能足球」在告魯夫年代的發展有著不少相似之處，它們同樣以橫向、以商討形式進行，深化整個體系結構，同時也透過過個過程不斷自我完善，而Simon Kuper認為荷蘭足球的比賽風格是社會意識形態表現的論述似乎在這個層面也可以證實。
無獨有偶，告魯夫也有著Simon Kuper在文章中提到的勝利觀。告魯夫國家隊生涯確實不如球會般完滿，即使「全能足球」體系同樣在國家隊執行，在一場定勝負的淘汰賽成敗之間仍然充滿變數；1974年世界杯與他相距最近，在開賽的僅僅兩分鐘荷蘭隊在西德連觸球的機會都未有就由尼斯堅斯（Johan Neeskens）的十二碼先開紀錄，但這個完美的開局卻導致了一場意料之外的敗仗，荷蘭隊接連錯失擴大比數的機會加上其爭議性的判決使西德在這場決賽上反勝賽前大熱荷蘭。雖然在決賽落敗，但這屆世界杯仍然是告魯夫美好的回憶，荷蘭隊的表現與比賽風格形成了一種世界的風潮，即使最後未能捧起冠軍獎杯，他們仍然視讚美與尊敬亦可以定義為勝利。告魯夫與球迷們這種並不是只追求勝利，而更重視開拓新事物的觀念似乎是荷蘭國內開放社會政策的表現。
從告魯夫自傳找到的細節似乎就引証了Simon Kuper指開放的社會影響著荷蘭足球發展的理論，跟據這個分析，近年荷蘭足球隨著自由主義喪失主導地位而走向保守，而相反的是鄰國兼宿敵德國隨著統一後逐步走向開放，他們的足球風格亦更接近「全能足球」的概念，Simon Kuper的理論看似在其他國家亦適用。但仔細想想，社會意識形態對足球風格的影響其實並不是必然，「全能足球」的鼻祖之一、由普斯卡斯（Ferenc Puskás）帶領的匈牙利國家隊掘起時卻是處於由蘇聯扶植、相對封閉的社會主義政權；而美國也有不少州份落實了類似荷蘭當時的開放政策，但他們的足球風格亦無因此而發展成「全能足球」。由此可見，開放的社會風氣故然提供了不少契機讓足球能夠走向「全能足球」的方向，但始終社會風氣對足球風格發展的影響並非必然因素，一個國家、地域形成的足球風格始終存有不少偶然的因素。
延伸閱讀：
Simon Kuper, The Dutch style and Dutch nation (www.theblizzard.co.uk/article/dutch-style-and-dutch-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