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三）：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運動公社
文：吳能鳴
提到秘魯，相信不少人首個印象相信會是這個國家的地標、印加的失落古城—馬丘比丘；提到秘魯足球，年青的球迷應該會記起法芬(Jefferson Farfán）與蘇蘭奴（Nolberto Solano）兩位罰球專家及比沙路（Claudio Pizarro）與古里路（Paolo Guerrero）兩位高大中鋒；對於歷史有研究的球迷會認識七十年代曾經帶領秘魯勇奪1975年美洲國家杯的兩位前鋒Teófilo Cubillas與Hugo Sotil；但當提到秘魯文學，就必然要認識本文的主角，拉丁美洲文學爆炸（Latin American Boom）的代表作家之一：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水中魚
《水中魚》是年近六十歲寫成的回憶錄，這書名本身有如魚得水的意思，書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敘述略薩年青時的經歷，其中一段包含了足球為他帶來的快樂時光：
「足球，我一直踢不好，可是我對足球的熱情補償了我在球場上的靈活性；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就是我們區內的著名選手托托．泰利（ Toto Terry）帶我到國家體育場的那個星期天，他讓我跟祕魯體育大學（Universitario de Deportes）的青年軍與慕尼斯帕爾體育會（Deportivo Municipal）的青年軍比賽。到這個巨大的運動場上跑一跑，身上穿著奶油色的隊服，難道這不是一個人一生中度過最美妙的時刻嗎？(I was never a very good football player, but my enthusiasm compensated for my lack of skill and one of the happiest days of my life was that sunday when Toto Terry, one of the greatest person in my neighborhood, took me to the national stadium and made me play in the junior team of Universitario de Deportes against the one of Deportivo Municipal. Be entering to that huge field, wearing the cream colored uniform of my team, was not that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someone in the world?)」（筆者按：中文譯法源自時代文藝出版社的趙德明簡體譯本，部份用字及內容經筆者修改；托托．泰利（ Toto Terry）原名為阿爾拔圖．泰利（Alberto Terry），他是祕魯體育大學的四、五十年代的名將，而奶油色是祕魯體育大學的主場球衣顏色。）
略薩最終不能成為職業足球員，但足球卻影響著他日後的寫作生涯與價值觀。
城市與狗
「水中魚」既有如魚得水之意，同時，「水」與「魚」亦有著其他意義。對略薩而言，「水」象徵著秘魯的社會環境，而「魚」象徵著他的作家生涯。25歲的略薩把自已在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Leoncio Prado Military Academy）的經歷改編成他的代表作《城市與狗（The Time of the Hero）》，每當書中描述軍校嚴苛、充滿欺凌與暴力的環境時，主角之一、外號「詩人」的阿貝多總會回憶起兒時透過足球認識朋友的快樂成長環境，足球在書中就代表著與無情和殘酷對抗的純真和快樂。《城市與狗》這部作品往後為略薩贏得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但在秘魯被軍政府威治管治時期，這部作品卻令略薩這條「水中魚」成為「鷹派」的獵物，書中對於軍事學校的腐敗與墮落的批判令軍政府非常反感而且被列為禁書，當時更加有一萬多冊被軍政府在故事的舞台：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廣場焚毀，略薩亦被當時的威權政府視為叛國賊看待。
馬勒當拿與英雄們
慶幸的是略薩當時以研究生的身份到了西班牙與法國進修及工作，而他的寫作生涯亦在國外展開。1982年，略薩為西班牙報章國家報（El País）撰文，發表他對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意見，當時略薩的兩篇作品《Maradona and the Heroes》與《Football’s empty pleasure》充份顯現出他對足球的深層次見解。《Maradona and the Heroes》的寫作背景是阿根庭的第二場分組比賽，在當時以世界紀錄的轉會費加盟巴塞隆拿的馬勒當拿帶領下，阿根庭以4比1擊敗匈牙利（比賽精華：www.youtube.com/watch?v=P–ztW4YADc ），對於馬勒當拿光芒四射的表現，略薩故然與世人一樣予以讚賞，但盛讚之餘，他卻有著對於偶像祟拜的分析，他在文章寫道：
「足球員能夠無害地扮演偶像崇拜的角色；顯然地，對於足球員的崇拜不會像政客與戰士狂熱崇拜一樣會演變成恐慌的武器，而且不會像被神化的電影明星與社會低下層一樣烏煙瘴氣。Well, footballers are the most inoffensive people on which one can confer this idolatrous function. They are, it is quite clear, infinitely more innocuous than politicans or warriors, in whose hands the idolatry of the masses can become a fearful weapon, and the cult of the footballer is no infected by the miasma of frivolity that always surrounds the deification of a film star or society’s low life.」
對於崇拜足球員的作用，略薩分析無礙是太過理想化，在現今這個資訊爆炸、充滿異化的社會，足球員與政客、電影明星的角色其實無異；足球員在球場上的行為例如：迪肯尼奧在球場上行納粹式敬禮能夠被利用作為恐怖的政治宣傳武器，而其他場外的行為如：馬勒當拿曾經的濫藥問題、加斯居尼的酗酒問題同樣會對社會做成壞榜樣；畢竟足球員與其他職業一樣只是個人意志的容器，注入何種意識、理念都只能單靠個人決擇。
空洞的歡愉
除了對於偶像崇拜作出微觀分析外，略薩亦都在另一篇文章：《Football’s empty pleasure》帶出一個抽象的概念，筆者姑且譯作空洞的歡愉（empty pleasure），他在文中解釋道：
「對於享受體育的人，它是一種愛的形式……它令人吸引之處在於既令人興奮、又是空洞的，因此不論是不同教育及文化背景都能夠平等地享受足球。Sport, for those who enjoy it, is the love of form……This is its appeal: it is exciting and empty. For that reason, intelligent and unintelligent, cultured and uncultured people can equally enjoy football」
「空洞的歡愉」這個概念看似抽象，個卻是最現實、而且球迷是能夠深深感受的，以1982年世界杯為例，阿根庭民族主義者總是將1982年世界杯與同年福克蘭戰爭的失利視為恥辱、把1986年馬勒當拿對英格蘭的「上帝之手」與以一敵五的入球視之為最佳的報復，但球迷真正享受的是其實並不是民族的自豪感，亦不是由競技中分出高下所形成，更不是勝利所帶來的榮譽所產生，而是一種純粹的享受，不必理會意識形態、種族、階級、宗教的差異，只集中在90分鐘帶來的歡愉，就正如他在文中所言：
「足球或許只是為人們提供日常生活不能體驗、一個能夠玩樂、享受、刺激而且充滿激情的機會。football might simply offer people something they can scarcely ever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ave fun, to enjoy themselves, to get excited, to feel certain intense emotions that daily routine rarely offers them.。」
理想與現實
略薩的一生遊走於理想與現實之間，曾經滿懷理想投身政治參選秘魯總統選舉的略薩最終因不肯放棄西班牙國籍而被日本裔的阿爾拔圖．藤森（Alberto Fujimori）擊敗（諷刺的是藤森亦秘密地保留日本國籍）；敗選的略薩離開了故鄉秘魯，長期僑居在歐洲生活，他的文學成就在歐洲獲得相當的尊重，西班牙國王更在2011年冊封他為侯爵；時至今天，略薩從政的理想未必能達到，但他仍然繼續其寫作生涯，拋開皇室的身份、作家的職業，他其實都是與世界各地的球迷一樣，享受著足球帶來最現實又空洞的歡愉。
延伸閱讀：
- Football’s empty pleasure, Mario Vargas Llosa（http://goo.gl/9d8WOD）
- Maradona and the heroes, Mario Vargas Llosa（http://goo.gl/1ZnOC4）
Reference
